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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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鹿特丹国际电影在电影界深获好评的国际电影节,展出约200多部非商业电影与纪录片作品,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将于1月举行。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第六代导演张元凭借影片《北京杂种》于1993年获22届电影节“最有希望导演奖”,他的另一部作品《儿子》(1995年)获25界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另一位第六代导演娄烨的影片《苏州河》(1999年)获“金虎奖”。2006年,中国电影《赖小子》再次获得“金虎奖”。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被称为“世界新锐导演的最重要舞台”,而CineMart则是全球首个提供“电影投资会”性质的平台,旨在为具有潜质的电影人提供寻求融资途径及支援,CineMart在推动国际电影合拍、合资及投资方面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

  鹿特丹电影节(IFFR)是对中国电影,确切说是对中国独立电影最重要的一个西方电影节,却很少被这个行业之外的人所了解。当年王小帅张元何建军等人刚起步的时候,他们那几部等于是开启了中国独立电影时代的作品都曾在这里展示过;1994年,电影局下文封杀田壮壮王小帅张元吴文光等七个导演的“七君子事件”就是他们“私自”参加这个电影节的直接后果。电影节有一个HBF基金,专门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制作,中国那些为人所知的独立电影导演们,几乎每一个都得到过它的资助,从张元何建军王小帅,丁建成到贾樟柯,几乎是一个可以贯穿起中国独立电影发展史的名单。鹿特丹荷兰西部,一个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港口城市。它以现代建筑设计闻名,大概因为整个城市提供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实验场。但街上所见更多还是高层玻璃幕墙和公寓式住宅,这样的景观,若不是电影节,平时很难聚集如此多的人到这里来。但这些每年一月末二月初聚到一起来的人,其实也只需在一个小的区域里活动

  1972年夏,资深影迷和影展策划休伯·巴尔斯(HUBERT BALS)在自己的家乡鹿特丹城组织了一场被媒体评论为“相当先锋”的电影展映活动,选映的作品多是欧美独立制作和先锋作品,观众不过寥寥十数人——这就是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简称IFFR)的前身。

  鹿特丹电影节的掌门人自休伯·巴尔斯1988年去世之后,经历了马可·穆勒(MARCO MULLER,现任威尼斯影展主席)和女掌门人珊德拉等的不同时期,在08年走马上任的鲁格·沃夫森(RUTGER WOLFSON)领导下影展不但对其长期使用的“老虎”标志重新设计,替换为一个憨态可掬的圆形虎头(被人戏称为“乖宝宝”老虎),更加对影展固有的单元设置做出重要调整,依据时态化繁为简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光明未来”(BRIGHT FUTURE)、“幽灵重现”(SPECTRUM)和“讯号”(SIGNAL),各单元都可包括长短片、影像装置展及现场表演。 “幽灵重现”主推资深影人和大师的新作和回顾作品,其中也包括鹿特丹曾经热切关注的青年导演最近一个时期的实力作品,如中国导演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何建军的《水上人家》和应亮的《好猫》都进入了这个单元。有趣的是同样被视作“幽灵”的作品还包括侯孝贤1980年首执导筒的作品《就是溜溜的她》——影片最终以团圆收场的梦幻桥段贴近琼瑶的爱情故事,却已经呈现对乡土的迷恋。

  38年以来,IFFR依旧能够走在全球视觉工业的风口浪尖,凭借的正是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晋青年导演的关注和扶持。而鹿特丹毫不妥协的选片标准和对全球独立影业视觉语汇变化的关注非但未令电影节成为曲高和寡的小众事件,反而成就了每年伊始鹿特丹城乃至荷兰全国引以为傲的电影盛事;IFFR也与戛纳、柏林、威尼斯、洛加诺(瑞士)一起被誉为欧洲五大电影节之一,在主要来自于鹿特丹市政府与赞助商的资金支持下,每届的鹿特丹影展都不断做出自我革新,对以青年人为创作主体的独立电影和视觉实验始终不离不弃。影展本身因为它选片的视野、展映影片质素和先锋精神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忠实影迷,而各国青年导演也把鹿特丹视作他们与世界尤其是欧洲对话的前沿阵地。

  目前,鹿特丹的发展壮大是近十几年的事情,除了本国政府和基金会的支持,也和HBF在发展中国家发挥的持续的影响力有关。现已经资助了600多个项目,每年提供两次申请,按不同的制作阶段给作品提供1到3万欧元不等的辅助金。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年度预算达到了480万欧元,分别来自政府基金、企业赞助和票房;参展作品一度达到300部,近两年都限制在250左右,他们声称质量永远比数量更重要。包括媒体和产业场,每天最多可以有27个影院(厅)同时展开放映,每个厅4-5场,这样每个作品都可以放映2-4轮。

  在欧洲,关于IFFR,有一种说法是它是戛纳唯一有所忌惮的电影节。的确,鹿特丹有一种鲜明的立场,而戛纳,包括努力步戛纳后尘的柏林和威尼斯显然都太主流了。主流有主流的标准和趣味,这正是鹿特丹反对的。它总是把自己和“独立”“反叛”“实验”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尽量容纳各种风格,把每种尝试都当作电影的一种可能性;它在总体倾向上显示出来的,绝不是一种优雅的趣味,相反这里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直接和生硬的,正如这个电影节本身品性的不易消化。这种立场当然不是说,而是做出来的。

  电影节(IFFR)宣扬的是个人主义,是年轻人的能量。它的核心部分老虎奖竞赛单元,就是针对年轻作者的,十五部作品只接受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老虎奖一共三个,也不分高下。这在全世界电影节都少见,除了充分说明他们反对标准,以鼓励为先以外,至少还有效避免了评委们意见的折衷和折衷导致的平庸。鹿特丹的立场,更明确地表现对发展中国家电影的支持。

  当前,中国差不多有三十个项目获得过这笔钱的资助。难得得是,HBF还是与时俱进的,他们专门为DV电影立项,每个入选项目可以获得两万欧元的制作费,众所周知,用这笔钱在中国完成一部DV作品,像最经常看到的那种,现实题材,没多少人,也没大场面,还是绰绰有余的。鹿特丹的HBF和欧洲其它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基金相比,如法国的南方基金(Fonds Sud Cinéma)和德国的世界电影基金(World Cinema Fund),是条件最少,门槛最低,因此最具慈善性质的一个,它资助的电影,很多都是没有市场能力的,不可能进入本地院线发行,令投资者得到回报,而对后两者,一部成本太低,缺乏市场能力的电影,从开始就是不可能被选择的。这种状况可能和当地艺术电影市场的能力相关,但无论如何是一个事实。

  鹿特丹电影节的选片人之一厄文(Gerwin Tamsma)总是带着一脸谦逊的笑容而不失风度地出现在不少亚洲影片的首映礼上……在影片开始介绍年轻导演,在放映结束主持问题环节(QA),言谈中不失荷兰人特有的坚毅,还总能感觉到他的坦诚和幽默。

  选片人的职责远非表面上看来这般简单,鹿特丹如此紧密而充满惊喜的排片计划可以看做是各位选片人和选片顾问(ADVISOR)在更为广阔的区域选片网络中互相配合的工作成果,虽则这些选片人的低调在场与影院与普通工作人员、志愿者无异,可他们可说是影展真正的幕后推动力。交谈中,厄文和我分享了更多对于自己工作、中国独立电影和鹿特丹电影节的意见。

  “选片人和选片顾问还有片探会和电影节主席一道为电影节选择影片。鹿特丹的6位选片人每个人都会负责特定的区域,但是当然绝不会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单元,比如这次我也同时会负责短片单元”。厄文说,对于类似于多伦多电影节和鹿特丹电影节这样的影展来说,选片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且这种趋势会保持下去。对于电影节来说,惯例一般是主席负责选片(尽管其实通常他们并不会真的负责全部单元),但众所周知,鹿特丹的规矩是几位选片人与主席密切合作选片。

  ,它和同样也是在冬日的风雪中举办的美国盐湖城圣丹斯电影节一样倚重影迷和电影专业人士的眼光、口味和他们汇聚起来的狂热力场;而不少后来蜚声世界的独立电影导演也是在鹿特丹第一次吸引世人瞩目,07年第60届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就是鹿特丹资助的导演首作。

  1972 年6月第一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开幕的时候,只有17位观众参加了这个簇新影展的首场放映,尽管开幕仪式因为现场冷清而被迫取消,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当时的影展策划人休伯·伯斯(HUUB BALS)的斗志,他认为如果假以时日,诞生之初就被贴上“

  ”标签的鹿特丹电影节不但会成为鹿特丹这个欧洲首位海港重镇的文化坐标,也会以绝世独立的姿态为世界电影文化扬起一面旗帜……时至今日,后来 移期在阴郁冬日举办的鹿特丹电影节已经成为

  ,07年(1月24日到2月4日之间举办)的观众人数就已经达到36.7万—— 鹿特丹电影节也成长为形式多元的高素质独立制作、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面向世界最重要的展映和交易平台之一,它尤其偏爱来自“南方”即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亚洲的独立新人新作(同时也有若干单元专门展映欧美艺术影片)——这种固执不从众的口味坚持37年来似乎未曾动摇过,甚至逐年膨胀的观众数会令前任主席不无担心,认为过分的大众化会影响电影节本身自我标榜的另类口味。

  蔡成杰:《北方一片苍茫》2018年获得第47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

  朱声仄:《现在完成时》2019获得第48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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